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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子集釋——【通過對《列子》的校勘、訓釋、辨偽文字輯略等求證《列子》系偽書。,“除掉得出《列子》是魏晉人的贗品以外,不可能再有別的結論”。】著名語言學家楊伯峻(1909~1992)著代表作 ,中華書局1979年版,85年重印 [7]   拍品編號:38548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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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相:八品

開本:32開

版次:一版一印

品相描述:無

詳細描述:《列子集釋》
是1979年中華書局出版的圖書,作者是楊伯峻。《列子》是先秦時代的一部重要子書。這本《列子集釋》對《列子》的校勘、訓釋、辨偽文字輯略等皆意在證列子偽,故考證多有歪曲,其并非最佳讀本,更且有抹黑《列子》之意。不及《沖虛至德真經四解》、《列子古注今譯》。
古代張湛曾說“往往與佛經相參”,隱晦的指出佛經受列子影響。〈辨偽文字輯略〉引朱熹言:“又觀其言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者,即佛書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之所由出也。他若此類甚眾,聊記一二于此,可見剽掠之端云。”如此斷章取義就如同柳宗元的質疑,列子偽書說是從唐代柳宗元辯列子發端,而實際柳氏也并未斷言列子為偽。只是對其中幾點略有疑問。卻引來了后代不少極端化的呼應。認為這是朱子,柳宗元所意而追隨腳步紛紛質疑列子,遂積非成是。然而朱熹的意見是以為佛書剽竊《列子》,在《語類》中說得更為明白:“‘今看《圓覺》云‘四大各散,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即是竊《列子》‘骨骸反其根,精神入其門,我尚何存”語。’”(卷126)。
作品目錄編輯
前言
例略
征引諸家姓氏及其著述表
卷第一天瑞篇
卷第二黃帝篇
卷第三周穆王篇
卷第四仲尼篇
卷第五湯問篇
卷第六力命篇
卷第七楊朱篇
卷第八說符篇
附錄一張湛事跡輯略
附錄二重要序論匯綠
《一》劉向列子新書目錄
《二》張湛列子序
《三》盧重玄列子敘論
《四》陳景元列子沖虛至德真經釋文序
《五》任大椿列子釋文考異序
《六》秦恩復列子盧重玄注序
《七》汪繼培列子序
附錄三辨偽文字輯略
《一》柳宗元辨列子
《二》朱熹觀列子偶書(摘鈔》
《三》高似孫子略(摘鈔》
《四》葉大慶考古質疑(摘鈔》
《五》黃震黃氏日鈔(摘鈔》
《六》宋濂諸子辨(摘鈔》
《七》姚際恒古今偽書考《摘鈔》
《八》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摘鈔》
《九》姚鼐跋列子
《十》鈕樹玉列子跋
《十》吳德旋辨列子
《十二》俞正燮癸巳存稿(摘鈔》
(十三》何洽運書列子后
(十四》李慈銘越縵堂日記(摘鈔》
《十五》光聰諧有不為齋隨筆(摘鈔》
《十六》陳三立讀列子
《十七》梁啟超古書真偽及其年代(摘鈔》
《十八》馬敘倫列子偽書考(節錄》
【附】日本武義內雄列子寃詞(節錄》
《十九》顧實漢書藝文志講疏(摘鈔》
《二十》呂思勉列子解題
《二十一》劉汝霖周秦諸手孜(摘鈔》
《二十二》陳日列子楊朱篇偽書新證《節錄》
《二十三》陳文波偽造列子者之一證(節錄》
《二十四》楊伯峻列子著述年代考
后記
……
列子集釋局限編輯
先秦古籍,文體各異,用字亦各不相同。楊伯峻先生《從漢語史的角度來鑒定中國古籍寫作年代的一個實例——<列子>著述年代考》64中,列舉“數十年來”、“舞"、“都"、“所以"、“不如”五個詞語,認為是“漢以后的詞匯,甚至是魏晉以后的詞匯。”因此,“除掉得出《列子》是魏晉人的贗品以外,不可能再有別的結論”。對此,嚴靈峰先生在《列子辯誣及其中心思想》自序中指出:“這是非常不科學的考證方法。”嚴靈峰所言有理,拿幾個語言文字來判斷《列子》是魏晉人的贗品是不恰當的。
《列子》非張湛偽作的看法,已經越來越為更多的人所接受,但學術界仍存在一種較普遍的觀點,認為今本《列子》“從思想內容和語言文字上看,可能是魏晉人的作品”。從語言文字方面,認為《列子》是魏晉人的作品,楊伯峻是持這種看法的人中,最有代表性的學者。后來根據語言文字主張《列子》可能是魏晉人作品的看法的人,大都來自楊伯峻的這一篇文章。
楊伯峻在這篇文章中說,“如果我們精通漢語史,任何一部偽造的古籍,不管偽造者如何巧妙,都能在語言上找出他的破綻來。我們根據這些破綻,便可以判明它是偽書,甚至鑒定它的寫作年代。所以我說,從漢語史的角度來鑒定古籍是科學方法之一。"但這種方法只能在一定范圍,一定程度上使用;特別對先秦古籍的鑒定,濫用這種方法是不可靠的。
其主要理由是先秦古籍的亡佚實在太嚴重。經過戰國時的動亂、秦始皇的焚書、秦亡時的楚人一炬,劉向劉歆《七略》和《漢書·藝文志》著錄的先秦古籍不到原有的十分之一;再經董卓之亂,永嘉之亂及歷代浩劫,《漢書·藝文志》著錄的先秦古籍,幸而保存至今的,又不到十分之一。也就是說,先秦古籍保存至今的,不到原有的百分之一。語言的發展是一個連續性的漫長的過程。秦漢時的語言是由先秦語言特別是春秋戰國時的語言發展演化而來的。在秦漢特別是秦統一天下至漢初流行的詞匯在先秦特別是戰國必有某種程度的流傳,當時的作家或思想家將其采用入自己的著作,這是很自然的事情。 [1]
古書編輯
李零在《中國方術考》對于古書的成書有精辟論述:
古代寫書不易,讀書也不易,知識與思想的傳授往往局限于同一門派的師弟之間:學術必須親炙師教才能學到東西,而老師也必須開門授徒才能傳播主張。因此古人最重“師說”(老師之說)和“家法”(授受源流)。古代的“師說”當然要由“書”來體現,但《易-系辭上》說:“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在古人看來,“書”是遠不足以窮盡“師說”的……但在古代,老師的傳授一般一般都沒有“書”,往往是靠口傳心授……只要學生“言不足以名家”(即尚未另辟師說,自立門派),則“言必稱師,述而不作”,不但要整理和記錄老師的言論,疏釋和闡發老師的思想,而且還往往附以各種參考資料和心得體會,理所當然地將他們的整理和附益統統歸于老師名下,“原不必于一家之中分別其孰為手撰,孰為記述也”。也就是說“著作權”可以并不明確,但“師說”和“家法”必須毫不含糊。這對理解古書的年代恐怕是最根本的一點。
嚴可均《鐵橋漫稿》卷八《書管子后》“先秦諸子,皆門弟子,后賓客或子孫撰訂,不必手著。”
章學誠對古書的通例有了更加宏闊的認識,他說:“古人為其學者效其言,其于文辭,不爭此疆彼界,若后世之私據也,何偽托之有?”《文史通義·外篇·淮南子·洪保辨》后世斷諸子為偽書,往往是以“私言”來衡量諸子的“言公”。《文史通義·言公上》對于諸子書中出現后世事,章學誠認為,諸子書“輯其言行,不必盡其身所論述者。”①
秦始皇采納李斯建議,焚書坑儒,頒行“挾書律”。漢因秦律,漢初“挾書律”依然施行,故秦至漢初墓葬出土的簡帛文獻,范圍僅僅限于“醫藥、卜筮…法令”之類。漢惠帝四年(前 191 年),廢除“挾書律”,士人方始得撿拾焚燼,挖掘私藏,整理前代遺留書籍。
先秦到漢初,子學興盛。漢武帝以后,隨著儒家地位的上升,統一的封建思想的建立,百家爭鳴的時代已經結束,諸子開始走向衰微。在諸子開始衰落的同時,道教開始興盛起來②。儒家思想一直得到官方扶持,其尊崇位置不變;道家作為儒家思想的重要補充,始終不曾泯滅③。
武帝元朔五年以后,雖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然諸子傳說,皆深藏于秘府,而未布諸民間。成帝河平三年,光祿大夫劉向校中秘書(即經、傳、諸子、詩賦),謁者陳農使求遺書于天下。此之求書,即秦始皇“收去《詩》、《書》、百家語以愚百姓”之意。自此次搜求后,諸子傳記充牣中秘,郡國絕少傳書。故河平、陽朔之間,東平思王宇來朝,上書求諸子及太史公書。大將軍王鳳白:“諸子書或反經術,非圣人,或明鬼神、信怪物。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橫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予。天子如鳳言,遂不與。”①
正如羅焌在《諸子學述》所說,漢時諸子之書,藏在秘府,非其親近,不能與目。有欲學者,求之則不得,借之則不與。是又變私學為官學,仍襲秦政愚民之故智耳。子學之衰,謂非當日君主專制之弊,吾不信也。諸子之初興也,因周末之王綱解紐;其廢墜也,因秦制之以吏為師。自余諸因,皆緣此二因而起。故九流百家之學,直至近世,始有復興之機②。
司馬氏說:“我們認為,余嘉錫的說法比較切合古書實情,持論平實公允。”所以司馬氏接著說:先秦兩漢的古書,往往在父傳子、師傳弟的過程中逐漸定型,盡管定型時把祖師或某一代宗師稱為該書的撰人,但是作為貫穿了祖師“家法”的一家之學,實際上是后先相承的父子師弟的集體著作③。
司馬氏說:“先秦諸子的著述,一般都由后人編輯而成,編輯者把跟著述者有關的史事編進書中,就像后世所編的文集附有作者的引傳、行狀、碑志一樣。”如《管子》記管仲臨死及死后事,《莊子·列御寇》記“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等等。
20 世紀是簡帛文獻的大發現時期,大批漢晉木簡、簡帛佚籍大量出土。“簡帛古籍書的發現,不僅是數量的補充、品種的補充、文本年代的提前、個別字句的修改,更重要的是,他使我們對古籍,特別是年代 最早的古籍的本來面目,開始有了直接的感受。我們可以親眼看到古代書籍的本來面目,有關那時書籍制度的種種疑難,通過實物獲得解決。我們還可以從中歸納很多一般性的原理,對古籍的創作、古籍的構成、古籍的閱讀、古籍的解釋、古籍的選取和淘汰、古籍的傳播和保存,開始有了比較深入的理解。”④
李學勤歸納了十種在簡帛古籍對勘中值得注意的情況:佚失無存、名存實亡、后人增廣、后人修改、經過重編、合編成卷、篇章單行、異本并存、改換文字⑤。
如禪宗要集《六祖壇經》,敦煌發現的首位完整的寫本較傳世的宋元刻本內容要少,當是靠近慧能原本,而現存最早的慧昕本實際是據此本擴充改編而成⑥。
梁阮孝緒(479—536)說:“魏晉之世,文籍逾廣,皆藏在秘書,中外三閣。魏秘書郎鄭默刪定舊文,時之論者謂為朱紫有別。晉領秘書監荀勖,因魏《中經》,更著《新簿》,雖分為十有余卷,而總以四部別之。⑦”《七略》搜集宋齊以來各家藏書目《七略》《七志》等,并與官修目錄《文德殿書目》參校,總集眾家而成。諸子類歸屬于《子兵錄·道家》,宋尤袤《遂初堂書目》著錄有《七錄》,說明南宋時此書仍有見存于世者。今僅有《七錄序》流傳至今。
南朝藏書家多有藏書目錄。南朝梁任昉編成了最早的私人藏書目錄。《梁書》卷十四《任昉傳》:“昉墳籍無所不見,家雖貧,聚書至萬余卷,率多異本。昉卒,高祖使學士賀縱共沈約勘其書目,官所無者,就昉家取之。”《七錄序》:“凡自宋齊以來,王公縉紳之館,茍能蓄聚墳籍,必思致其名簿。”古籍文獻的流傳,無論內容或形態均不免發生一些變化。《漢書藝文志》中著錄的書籍,到梁代阮孝緒編定《七錄》的時候已經亡佚了 552 家,僅存 44 家①。
即使《史記》,西漢時已有缺佚,漢元帝,漢成帝時博士褚少孫曾補撰,班固修《漢書》時“十篇缺,有錄無書”。《史記》及《詩經》這種流傳有緒的重要典籍,尚且會發生散佚,可以推知,散佚文獻之量絕非小數。所以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序》:“漢、隋、唐、宋之史,皆有藝文志,然《漢志》所載之書,以《隋志》考之,十已亡其六七;以《宋志》考之,隋、唐亦復如是。”也就是說,先秦古籍保存至今的,不到原有的百分之一。
辯古說之真妄者,孟子發其端,王充暢其緒,至唐劉知幾為《史通》,有疑古惑經二篇。清崔述著考信錄,竟謂戰國、秦、漢之書皆不可信矣。今考諸子學說,自前漢劉父子作《別錄》《七略》,已辯及子書之真偽。其所謂依托者,必古人有此學說,而后人傳之口耳而著錄之。如孔子春秋之說,口授子夏,子夏亦口傳與公羊高,又四傳至漢景帝時,公羊壽乃共弟子胡毋子都著于竹帛,是也。前清末葉,習訓詁學者,奉爾雅為圣經;習今文學者,守公羊為寶典。獨至諸子之出于依托或增加者,則群斥為偽書①。《文史通義·詩教上》章學誠“不知古初無著述,而戰國始以竹帛代口耳,實非有所偽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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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伯峻(1909~1992),原名楊德崇,湖南省長沙市人,著名語言學家。 1932年畢業于北京大學中文系,后歷任中學教員、馮玉祥將軍研究室成員、廣東中山大學講師、湖南《民主報》社社長、湖南省政治協商會議秘書處處長、中共湖南省委統戰部辦公室主任、北京大學中文系副教授、蘭州大學中文系副教授、中華書局編輯、中國語言學會理事等。他在語言文字領域的貢獻主要體現在古漢語語法和虛詞的研究方面以及古籍的整理和譯注方面。
楊伯峻于1909年生于湖南長沙,祖父以上三代單傳。他是母親的第二胎,未足月而生,生來很瘦弱,卻也是長房長孫,所以祖父母對他愛護備至,生怕像孫子那樣夭折。
從小足不出戶,由祖父親自授讀古書。讀完了《詩經》,又是《左傳》,還兼讀呂祖謙的《東萊博議》。在插進小學三年級后,放學回到祖父書房讀《左傳》和《東萊博議》成了他每日的必修課,當時雖然能通背,卻不解其中意。直到進入北京大學中文系,取《春秋左氏傳》加以溫習,才漸漸懂得一些,但離理解還差很遠。這個啟蒙教育階段影響了楊伯峻的一生,為后來專攻《左傳》定了位。
楊伯峻隨叔楊樹達——著名的語言文學家學習,1931年還拜在黃侃先生門下。
兩位先輩給了他獨立思考的好習慣,一日得《劉申叔遺書》,其中有關《左傳》的文字相當多。楊伯峻讀罷有很多感受:
一、“劉師培之為人雖不可取,但《左傳》之熟,讀書之多,卻使我十分羨慕。無怪于章炳麟能捐棄前嫌,要營救他,說是為中國留一讀書種子。”
二、章士釗在《文史》發表的關于《黃帝魂》的文章不可信。文章提到:作者與劉申叔相交時不見他很用功,他家累世以習《左傳》有名。申叔的有關《左傳》文字可能是抄襲他父、祖輩以至曾祖的遺稿。當時,楊伯峻正細讀劉文淇等三代所著的《左傳舊注疏讓》,研讀了劉申叔的有關《左傳》文章,推翻了章士釗的觀點。他認為:“劉申叔一則承襲家學,二則天資聰敏過人,所以雖然只活三十六歲,便著作等身,而于《左傳》尤為精熟,能發揮自己的獨見”,于是得出結論:申叔的治《左傳》,超過祖輩、父輩甚至劉文淇,其文章當然不可能是抄襲而來。難能可貴的是,他在章士釗當面直陳其觀點。
楊伯峻博覽群書,既讀那些只圖賺錢、絲毫無學術價值的書,如《左傳白話解》,又盡力搜集有關《左傳》的材料,取其精華。
清朝人對“經書”多有整理本,但《春秋左傳》除禮記式的書外,都不盡如人意。劉文淇的《舊注疏證》就沒寫完。而《左傳》為春秋史書,在所有“經書”中文學價值最高。楊伯峻如是想,于是決心整理這部著作。但它在《十三經》中分量最大,“非全力以赴不可”。有了這樣的準備,楊伯峻開始在《左傳》的天空中自由翱翔,汲取各類營養。熟讀《左傳》,大體理解《春秋經》和《左氏傳》的撰寫體例是首要工作。然后訪求各種版本,諸如阮元作《校勘記》采取的版本,楊守敬在日本所見的版本,又得到金澤文庫本。三者互相校勘,并參考類書與唐宋以前文史哲各類書籍的引文,取條補短,作為定本;又廣閱經史百家之書,《春秋》、《左傳》、《三禮》、《公羊》等書必讀。尤其用《史記》一一和《左傳》相對勘,說明兩者的異同。
不僅如此,楊伯峻又重溫甲骨文和青銅器銘文,摘錄可取資料。與歷史從地下所得資料作為“長編”。遺憾的是這部分在“文革”中散失了一些。后來憑記憶稍作補充,刪繁就簡,加上其研究成果寫成初稿。對《春秋左氏傳》這一重要典籍,劉文淇累代傳授《左傳》并且著作,故《清史稿》替他三代立傳。然而用功八十年,經歷三四代,并沒有寫完,反到襄公五年為止,成就經孫詒讓的《周禮正義》相差不可以道里計。加之《春秋左氏傳》脫字、錯字、衍字不少。
古漢語語法和虛詞研究著有《中國文法語文通解》(商務印書館,1936年)、《文言語法》(北京出版社,1956年)、《文言文法》(中華書局,1963年)、《文言虛詞》(中華書局,1965年)、《古漢語虛詞》(中華書局,1980年)、《春秋左傳詞典》(合作,中華書局,1985年)等。 其中《中國文法語文通解》一書,重點討論了虛詞。全書共12章,把古漢語虛詞與現代漢語虛詞綜合起來進行分類排比,旨在弄清楚虛詞的歷史情況,以便更好地運用現代漢語中的虛詞。書中對每個虛詞說明詞性,分析用法,并配有豐富的例句。在材料的取舍上,書中既有上古的語言材料,也有近代和現代的材料;既包括書面語的材料,也包括口語的實例,開始接觸到漢語語法的歷史研究。該書促進了古代漢語語法研究與現代漢語語法研究的分野,成為當時的代表性作品。 《文言語法》一書是另外一部古漢語語法著作。共分3編:上編先交代文言語法的含義及編寫該書的目的,然后概述詞法與句法;中編分別講述各種詞類,其中提出了“小品詞”的概念。下編是句法的分析研究。是中學語文教學和閱讀古漢語作品的一部很好的參考書。
古籍的整理、注釋和譯注著有《列子集解》(上海龍門聯合書局,1958年)、《論語譯注》(中華書局,1958年)、《孟子譯注》(中華書局,1960年)、《春秋左傳注》(中華書局,1981年)等。 其中以《論語譯注》一書影響最大,曾被香港、臺灣翻印,日本的兩所大學用做教材。該書譯文明白流暢,注釋重字音詞義、語法規律、修辭規律、名物制度、風俗習慣等的考證,結論在集古今學者之大成的基礎上頗多個人新見。 此外,他還著有《破音考略》(《國文周刊》1948年第74期)等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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